营地教育、研学教育 虚火旺盛还是星星之火?,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营地教育、研学教育成为了学生家长重点关注的领域。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营地教育、研学教育成为了学生家长重点关注的领域。

2016年12月19日,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将研学旅行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中,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课程中。时隔一年,2017年12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包括研学旅行在内的综合实践活动已被明确列为必修课程。

但随着各地研学旅行和营地教育的兴起,这个市场也开始出现一些乱象,成为阻碍市场发展的隐患。“营地教育和游学的需求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行业粗放式发展,夏令营的组织者、承办方五花八门,而产品模式单一,专业化程度低、安全事故不断等问题层出不穷。”新东方游学营地市场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政策推动下的“井喷”

根据新东方游学联合艾瑞发布的《2019泛游学与营地教育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2018年国内泛游学(研学)+营地教育的市场规模已达946亿元,接下来几年市场规模或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预计2021年达到1725亿元。

市场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在教育部印发的《意见》与《纲要》将研学旅行纳入教学计划并列为必修课程之后,各地方教委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由此,研学旅行形成热潮。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指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当代教育(武汉)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成都当代少年教育总裁姚潆瑾告诉记者。

营地教育机构少年军总执行官朱涛告诉记者:“与研学教育相似,营地教育也是体验式教育。但营地教育是指参与者须在营地内通过实际操作或参与完成的活动,而研学更多的是参观、游览。”

正如新东方发布的《白皮书》中所作的归类,教育行业普遍将研学教育与营地教育归为同一市场。伴随着研学教育的发展,营地教育也得到“井喷”。

而由于产业链涵盖地产开发、场地运作、餐饮住宿、课程研发、硬件配备、风险管控、出行交通、医护保障、招生推广等,研学教育+营地教育吸引了很多跨界玩家进入,其中包括万科、三夫户外、携程等上市公司。而新东方、好未来等传统教育企业也纷纷通过自营或投资方式切入该市场。

除上市公司积极布局之外,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今,已经有20多家营地教育、研学教育类公司获得了Pre-A轮及以上轮次融资,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青青部落、坚果部落等。

觅思策略的一份《中国游学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凯撒旅游和众信旅游都将“游学”作为其 2016 年的重点战略、皖新传媒也成立了研学中心,而资本市场世纪明德与乐旅股份登陆新三板,知鸟游学也传出了拟挂牌新三板的消息。

上海行动者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林告诉记者,2013年为营地教育元年:“彼时在行业里越来越多的人转型做营地教育,认识到营地教育未来的发展空间。行业内知名机构大多都是从2014年到2017年成立的。大的教育机构也已经开始布局这块业务。”

高速增长中的隐忧

虽然各大企业均有布局,但不同的企业选择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前觅思策略、世纪明德投资经理张海超告诉记者:“在游学(研学)和营地教育领域,各个玩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第一是渠道方(学校、游学业务非主营的培训机构等);第二是品牌商(新东方、世纪明德等机构);第三是批发商(路嘉国际、美之旅、FirstUK 等);第四是地接社(当地的旅游机构、语言学校等营地)。”

“在这个产业链中,渠道方可以直接接触到学生,但是接触不到营地;品牌商的链接维度是最广泛的,可以直接链接学生和营地;批发商的特点就是不会接受散客报名,但会设计游学中最重要的课程;而地接社只负责落地后的接机、食宿、交通等。批发商具有一定地接社的功能。”张海超说。

而在这种层层转接的产业链布局下,领域内频繁出现乱象:参与研学教育的学生常被层层转包,服务频频打折,加上市场监管不力,导致学生要求退费、投诉甚至引发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背后,则是行业标准的缺失。某教育机构游学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无论是营地教育、研学旅行还是游学,行业内部还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被大家共同认可和接受的行业标准,加之界定模糊,导致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低,准入门槛、退出机制以及评价准则亟待完善。营地教育、研学旅行和游学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协同的项目,需要一套完善的部门联动准则来协调各单位分工。”

姚潆瑾也认为,运营机构正在面临并将长期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是安全的挑战。包括意外伤害和人为伤害。第二是教育效果非标准化,难于评价。家长们往往会在意孩子参加完营地教育或研学旅行,究竟有没有学到东西,有没有素质上的提升,但是没有输赢和考级,以至于很难建立一个评价体系。第三,内容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辨识度低。多数产品内容大同小异,内容优势尚未完全被挖掘,课程内容升级将是各机构值得探索的方面。第四,营地获取难度增大。随着营地教育运营机构的日益增多,对营地和场所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土地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小机构很难拥有自有营地。” 姚潆瑾说。

“未来这个行业,将呈现哑铃状分布,收购兼并整合将成为趋势。哑铃的一端将是大品牌的头部企业来把控,而另一端则是很多小而美的机构。资本的推动必不可少,但教育产业是一个‘慢’产业,研学教育、营地教育也需要慢慢培育、打造口碑、做好服务。”杨林表示。

音乐教育,从升学到美育

当特长生招生这扇门关闭后,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接受音乐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升学,而是以乐教人、以美育人——

音乐教育,从升学到美育

按照教育部“普通中小学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的要求,近几年许多城市逐渐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释放优质学位用于派位入学。这也让家长们对音乐教育的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接受音乐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升学,而是提升综合素养,以乐教人、以美育人。

“音乐让孩子知道,何为美,如何学会美,如何把美传递给更多人。”有受访者如是说。

告别“应付考试”,让孩子享受音乐

如今33岁的张炎,在装修搬家的时候,找到了自己上小学时的考级证书,拿到这张证书之后的20年,他再也没有摸过手风琴。直到单位人事部门在履历里发现他在中学时填写的这项“特长”,请他在公司年会上表演,张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找不到左手贝斯键的位置了。

“当初学琴,只是为了考级,然后换算成分数,进重点初中。”张炎说,自己学手风琴的原因,是父母要求他学,而选手风琴的原因,是因为手风琴左右手配合较难,所以在同龄人里,考级级数一般低于学钢琴的,在换算成当时某所重点初中的入学评分时有优势。然而,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张炎的手风琴就被放在了柜子深处。后来,他问过一起学琴的同学,大家的经历也大多如此。“只是为了考级拼命地反复练几首规定的曲子,练到自己都想吐了,谈不上喜欢,自然也不会再接触。”

张炎发现,自己昔日的小学、中学同学群,正在成为新的小学入学群,已经有子女的同学们,竞相讨论着入学信息,没有孩子的同学反倒少了许多话题。在这些讨论内容中,不少人开始争论该让孩子学什么乐器。他发现,与自己那一代人只学某一种普遍使用的乐器不同,如今一些家长开始让孩子另辟蹊径。“管弦乐、民乐、打击乐,什么都有,前些年不少人选择小众乐器,其实是盯着某几个学校的特长生招生。不过,现在特长生招生这扇门关闭了,家长们对孩子学习音乐的态度也开始转变,逐渐去功利化,变成让孩子享受音乐。”

葡萄树中法音乐教育机构创始人田萌,还记得她刚到法国大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时,初遇其他国家同学的情形。田萌发现,与国内很多孩子是为了升学才学音乐不同,很多外国留学生,最初其实是因为兴趣,为了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才选择接触音乐,开始学习音乐。这样的差别,令她感慨颇深。

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同学、同事的经历,田萌反思着过度应试化的音乐教育,对学生的不利影响。在她看来,音乐学习应当是一个享受音乐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去挖掘内心深处的美好,并学会借助音乐将这样的美好感染给更多人,而不应当是“仅仅学会几首曲子来应付考试”。

把美传递给更多人

一些拥有管弦乐或民乐队的学校,在过去几年会有特长生招生,由于“大众”乐器竞争人多,有的家长则选择小众乐器,而非考虑孩子的兴趣。但是,这样的逆向选择也会扎堆,往往几年后,小众乐器的特长生名额也竞争者云集。

范女士一直想让女儿学大提琴,因为这在特长生招生时是一个“万金油”乐器。对于中小学而言,不论是管弦乐团还是民乐团,大提琴都有一席之地,但女儿明显不喜欢学大提琴,为此母女俩没少拌嘴,家庭关系也一度紧张。

“导师的四个孩子,除了一个还在念大学,其余都是做律师医生什么的,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但都不是从事音乐行业。”田萌回忆她在圣诞节时,到导师家中参加聚会的情形。“客套寒暄之后,四个孩子,有的弹琴、有的唱歌,非常专业,节日聚会成了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

四个来自音乐家庭的孩子,却并非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但是都具备良好的音乐素养,并且可以做到信手拈来,这给田萌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在他们看来,学音乐不是为了进好学校,也不是打算以此为职业,而是综合素养培养中必不可缺的。以这样理念学到的音乐,不仅仅能陶冶情操,丰富生活情趣,也成为家庭内部以及邻里社区之间的黏合剂。”

“传统的教学方法,比如一个老师在大教室里对着几十个孩子教同样的内容,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英国利物浦大学音乐学硕士张铭洋说,“音乐教育的根本还是用音乐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高质量音乐教育教学要循序渐进、精准施教、触类旁通、以乐教人、以美育人。”

在张铭洋看来,音乐教育本身就是美育的一部分,“音乐让孩子知道,何为美,如何学会美,如何把美传递给更多人。”要实现这样的美育,就需要对孩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以启发他们。

音乐教育不能仅局限于“教唱几首歌”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教育机构,都拥有丰富的音乐教学资源,以达到美育的效果。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于2018年发布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通过在2015~2017年期间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73个县市区的572314名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进行监测,发现学生演唱表现较好,但音乐听辨能力与赏析能力有待提高。

监测报告还显示,在对音乐的节奏、节拍、音色、力度、速度等音乐基础要素的听辨上,四年级学生的题目答对率只有52.9%,八年级只有53.8%。在对音乐作品的风格、体裁与形式、情绪与情感以及名家名曲的赏析方面,四年级学生的题目答对率只有66.1%,八年级只有63.2%。

导致学生歌唱得好,听辨能力和赏析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很多学校的音乐教育能力仅仅局限于“教唱几首歌”。另外,不同学校的音乐教育,不论是软硬件条件还是师资生源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异。一些拥有乐队、舞蹈队的知名学校,音乐教学能力远胜普通中小学,对于音乐特长生的吸引力也更强,形成强者更强的态势。

不过,这样的态势正在被改变。按照教育部“普通中小学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的要求,近几年许多城市逐渐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释放优质学位用于派位入学。这也让家长们对音乐教育的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接受音乐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升学,而是提升综合素养。

特长生招生被取消后,一个新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一些中学有传统的音乐团队,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失去特长生之后,这些团体该如何补充新鲜血液呢?记者观察到,已经有一些中学教育集团,为集团内对口小学进行音乐课外活动扶持,这样的新方式,不仅在教育集团内保留了音乐特色,也丰富了相关小学的音乐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

当然,还是有很多中小学,缺少足够的音乐教育资源。“虽然很多家长都希望学校多教音乐,但学校从场地到乐器资源都确实有限。”有公办小学音乐教师坦言,“此外,音乐教学是非常专业的,也是存在细分领域的,没法做到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音乐老师,又教唱歌,又能教各种乐器,又能指挥乐队,还能带舞蹈课。”教育部的报告也显示,在配备了艺术专用教室的学校中,39%的四年级和31.9%的八年级音乐教师从不或很少使用音乐专用教室。

对此,也有专家建议,中小学可以考虑与校外社会机构合作,利用校外社会机构的师资、场地、乐器等资源,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学生拓展更多音乐学习的机会。

赵昂

新东方 从“捐赠”到“赋能”,多维度驱动教育公平,2012年9月,新东方捐款1000万元复建的德阳天元烛光小学竣工使用。新东方供图

2012年9月,新东方捐款1000万元复建的德阳天元烛光小学竣工使用。新东方供图

捐建学校、设奖助学金、支援灾区累计近3亿元;新东方用双师课堂让边远地区孩子享受到一线教育资源

帮扶坐标

石家山抗震希望小学。

帮扶内容

新东方老师利用互联网,为千里之外的边远地区学生直播授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在线教育机构的崛起,“教育+公益”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样板工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通过双师直播课堂,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偏远地区的学生,推动解决中国高质量教育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问题。

探索

直播课堂惠及全国超4万名学生

一根网线、一块电子屏幕,让身处甘南大山的孩子,与2000公里外新东方总部的名师们有了联系。5月20日早晨6点刚过,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公益助学团队从舟曲县城驱车至石家山抗震希望小学。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对助学团队来说却一点也不陌生。

早在10年前,为帮助当地居民重建震后家园,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出资300万元,在甘南藏区建造了一所新的抗震希望小学,新东方也因此与这所建在“半山腰的希望小学”结缘。

而这一次的回访,对新东方公益助学团队来说非同寻常。除书包、图书、绘本等学习用品外,还为学生们带去了双师直播课堂。

不久,通过“双师”教室黑板中央的高清屏幕,30多名四五年级的学生有机会“远程”与屏幕另一头的新东方英语老师直接对话。石家山抗震希望小学学生的命运,自新东方进入舟曲县城进行精准扶贫后有了转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被进一步激发。

“我喜欢上这样的英语课!”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学生红着脸羞涩地回答。其他孩子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在现场助教老师的配合下,双师互动、师生互动,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双师课堂带到学校,把优质教学资源和教育理念通过互联网技术带给师生们,希望孩子们能更好地成长,成长为优秀的人才,然后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祖国和家乡。”新东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学文说。

像石家山抗震希望小学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新东方教育扶贫的直接受益者。此外,新东方还开设了高考双师直播课,助力农村孩子进入中国更好的大学。2016年,新东方启动双师课堂项目,迅速在全国30多个地区布局,并于2017年开始,重点对口支持四川盐边、木里、康定、泸定、河北广宗等国家级贫困地区的教学,形成双师公益课堂长期支教机制。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东方双师公益高考直播课堂纯对口支援了来自四川、贵州、黑龙江、云南、湖北、河北的24个贫困县的近万名高三学生。

从高考英语、语文、数学到物理、化学等学科,据介绍,新东方的优秀教师团队利用每周五晚上和周六全天的时间,为远端的学生们授课。根据目前学生的高考成绩情况,各地区学生高考成绩已有明显提升,学生有机会升入中国更好的大学。

缘起

填补城乡教育鸿沟

“对很多农村地区来说,一个孩子能进入好的大学,最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往往会带来一个家庭命运的改变,甚至带动一个村庄、地区的发展。新东方要把这件事情长久地做下去。”这是俞敏洪开展双师公益直播课堂的初衷。秉持这样的初心,新东方的公益探索正一点点填补城乡教育的鸿沟。

实际上,早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俞敏洪就提交了关于互联网与教育相结合的提案。在他看来,互联网与教育的结合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变化,教育资源更加丰富,教学方式更加灵活,也为教育公平带来了更多可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在线教育机构的崛起,公益也在不断迭代。在参与形式和内容上,除捐赠图书、提高乡村学校的“硬件”建设外,输出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双师公益直播课堂,通过互联网的链接,让包括机构在内的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公益实践。

在俞敏洪看来,乡村学校在硬件设备上与城市学校差异并不大,知识传统与教师水平的落差才是教育公平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互联网+教育”则将城市的优秀师资同步送达乡村学子,科技互动及内容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明显我们看到视频里边远地区学生对上这边老师课的意愿无比强烈,因为他们可以和老师互动。”

利用信息化打通优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输出的通道,正在成为破解中西部教育资源和优秀师资匮乏问题的有效途径。

很快,2017年,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与新东方公益基金会达成合作,将其对口扶贫地区的部分学校接入新东方双师公益直播课堂。

同时,鉴于该项目的成功经验,新东方提出“百县百校”计划,将全国100个贫困县的学校纳入到新东方双师公益课堂中来。“新东方致力于培养具有‘终身学习、全球视野、独立人格’的新一代青年,希望其中有城市的孩子,也有农村的孩子。”

思考

“商业是真正的公益服务”

跨越地区的双师直播课堂只是新东方公益实践的一个缩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借力互联网,新东方探索通过多个方面推动边远地区共享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6月14日,“2019烛光行动-新东方教师社会责任行”开放报名,面向全集团招募新东方教师志愿者,将于8月15日-30日期间分赴河北、安徽、四川、黑龙江、陕西、辽宁、内蒙古7省8地,为当地中小学教师开展为期3-5天的教学培训,帮助当地中小学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开阔视野。

捐助建立希望小学、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设立“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励基金——新东方自强基金”……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通过推动乡村学校硬件、软件的建设,极大推动促进教育公平。

青年时期的俞敏洪在农村连考三年大学终上北大的个人经历,让俞敏洪更加明白,“世界上唯一能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只有教育”。“今天为止,新东方依然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教育的爱,我看到无论农村还是城里孩子就从内心喜欢,我希望给所有孩子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与好的内容服务。”

俞敏洪认为,商业是真正的公益服务。“当你把商业做好以后你能真正起到公益组织、慈善基金、政府的资助和补贴起不到的重要作用,因为它的效率会更高。”

在他看来,公益是一整个大社会的概念,放大了就是你做的事情对公众是否有意义。“一个是对社会有没有贡献经济价值,比如说上缴国家税收,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第二个,企业的规范,所做的事情是否对老百姓有益。最后还要践行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儿。”

数据

3亿

自1993年成立以来,新东方在捐建希望小学、设立奖助学金、支援灾区等方面投入现金累计近3亿元人民币。此外,新东方用在各类大型公益讲座、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新东方课程、培训农村英语师资及希望小学支教等方面的投入,折合现金达上亿元人民币。

24

截至目前,新东方双师公益高考直播课堂纯对口支援了来自四川、贵州、黑龙江、云南、湖北、河北的24个贫困县的近万名高三学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方怡君

杭州凤凰小学推出“轻声教育”,校园真的安静下来,老师换下高跟鞋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 记者 梁建伟 通讯员 陈宏程

走进杭州市凤凰小学,正好是中午时分,学生已经吃好中饭,正在教学里默读。

记者穿着皮鞋,走在教学区的走廊里,发出一阵不和谐的“咚咚”声,于是不得不踮着脚尖走路。

陪同的茅琼华老师呵呵一笑,“我们刚开始也这样子,路过班级门口会踮着脚走。后来,学校大多数老师不穿高跟鞋了,改穿平底鞋,这样走路就不会发出声音来。”

老师们的这个改变,跟学校正在推行的“轻声教育”有关。从2017年10月起,凤凰小学正式推出“轻声教育”,提出了“音量等级设置”的规定,要求学生在不同场合使用相应等级音量说话的新规。

校长缪华良对钱报记者说,杭州已经进入后峰会时代、地铁时代,国民素养要具备国际水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同的场合控制说话的音量。

缪华良说,“轻声教育”是一件关键的小事,“从儿童成长入手,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校园“喧哗”时间多,细思量一年后推出“轻声教育”

2016年,缪华良来到杭州凤凰小学做校长,有一件事让他感受特别深,并忍受了一年时间,后来实在忍不了了,下决心推行“轻声教育”。

“学生实在是太闹了,一到放学时分,从教室里一直到校门口,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沸腾的样子。”缪华良对记者说起了那段经历,“老师在整队时,要佩戴着‘小蜜蜂’,一遍遍跟孩子喊口令。学生的嘈杂声很高,老师的分贝必须比学生的声音还要高。”

这样的场面还有很多。缪华良说,学生出去春游坐大巴车,车厢里那个热闹劲,连大巴车司机都忍受不了,班主任只能让孩子们读诗、唱儿歌,把噪音变成一种有序的声音。

“儿童的天性是好动,这一点我承认,但要分场合,运动场上可以尽情放纵,教学楼必须要安静,管住自己的嘴。要做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

缪华良要做“轻声教育”的想法,更早的源头要从2010年一次在美国的见闻说起。

“那天,我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门口看到,一个校长把全校700多名学生逐一击掌,一一将他们送上校车。”缪校长回忆说,那是美国肯恩大学附近的一所普通小学,孩子们击完掌坐进校车,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没有出丝毫声音,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出国旅游时,外国人对我们诟病比较多的就是大声喧哗,而这要从公民教育入手去改变,在不同的场合控制好说话的音量。”

凤凰小学的“轻声教育”,对不同场合有不同的音量等级设置。比如,专注倾听、就餐、集会及公共空间等,要0级音量静无声;课堂上同桌交流,或课间两人交流都要用1级音量悄悄说,尽量不让第三人听到;一个人课堂上当众发言,用3级音量,平常说,让全班同学都能听到;在阶梯教室舞台上,用4级音量,大声说;户外活动、集会演讲,室外运动比赛等,用5级音量,放声说……

每天中午,学校要求孩子持续默读半小时,各种做操入队要求0级音量贯始终,目的就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帮助他们安静下来。

放假时等家长来接,孩子们安静地看书

“轻声教育”已经推行了快2年了,效果如何呢?

缪校长向钱报记者分享了一件让他非常感动的事情。

“前几天放学后,我想看看学生们的状态,走到校门口看到的一幕,让我有些吃惊。”缪校长说。

只见保安室门口有十多个孩子在等家长来接,他们坐在一个个不同颜色的小箱子上。

“学期末,孩子们要把自己平时放书和工具的箱子带回家。根据箱子的颜色,我可以判断他们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所有等待的孩子都很有默契地安静看书,连交头接耳都没有。”缪校长笑着说。”缪校长笑着说。

学校一位做了10多年的班主任对记者说,现在放学时校门两头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生整队从教室到校门口,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有序排队静静走出校门;而校门外等候的家长,一边聊天一边张望,孩子出来了大声呼喊着……

记者到达学校是中午11点30分,汽车一点点靠近校园,没有听到嘈杂的叫喊声,进入学校后,安静得给人一种不敢大声说话的感觉。

校园一楼是六年级教室。这时,孩子们正坐在座位上,埋头吃着学校提供的便当。大家将便当盖子垫在便当下边,桌面收拾得也非常整洁,整个用餐过程安安静静没有人交头接耳。

吃完饭后,学生们陆续将便当盒放入班级门口的泡沫箱内,一个垒着一个井然有序。放完餐盒后,许多孩子便在走廊上散步,有的趴在栏杆上说闲话,但声音一点也不嘈杂。

“我记得还没有实施音量控制前,一到课间和中午,走廊里就会有跑跑闹闹的同学,每次我都要提醒三四遍他们才肯听话。”六年级大队委员沈静好说。

但是现在,沈同学在值日时,走廊上跑闹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偶尔会有同学一时兴奋大声说话,但提醒一次之后就不会再犯了。

一个手势就安静下来,老师不再需要“小蜜蜂”

“我记得刚进学校时,为了能让孩子们听得见我讲话,我每天都要带着‘小蜜蜂’说话。”学校三(4)班的班主任陈婷婷说,她是一名教龄4年的年轻老师。

刚开始带班,她接手的是四年级,对一个年轻女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组织纪律,每次学生吵闹,她都要用比他们更大的音量去制止。后来接手一年级更是如此,开学头两个月声音就哑了。

那时她不得不使用“小蜜蜂”讲话。不过现在,陈老师已经不再使用“小蜜蜂”了,当孩子吵闹时,她用一个手势就可以制止。

“每次吃饭、出操,如果该安静时他们在吵闹,我只要默不作声地做一个‘0’的手势,他们就能心领神会。”陈老师说。

她对“音量等级设定”的规定非常有感触。

“其实只要给孩子细化目标之后,孩子自然就有意识控制音量了,以往老师对孩子大声讲话,孩子会更大声讲话,用‘小蜜蜂’往往也会适得其反,让学生更加聒噪。”陈老师说。

在“音量等级设定”实施以后,校园里的女老师们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穿高跟鞋了。

钱报记者在学校里逛了一圈,碰到了几十位女老师,几乎没有穿高跟的,即使有跟,也是短短的粗跟。

“穿高跟鞋在走廊上走,一定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现在校园安静下来,这个声音很刺耳,所以我通常都穿平底鞋,即使必须要穿高跟鞋,路过班级门口我也会踮着脚走。”茅老师说。

一位正在给孩子上课的老师

一块屏幕连通城乡教育“高速路”,本报记者 柯进

本报记者 柯进

每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贵州六盘水等革命老区都会有一群孩子坐在课桌前翘首以待,期待几千里外北京王府学校和大连嘉汇教育集团的“卫星课堂”。

“教育+科技”这种教育脱贫实践,实现了从过去捐助图书、多媒体教室、选派教师到偏远山区支教,向借助卫星、网络直播技术,贫困地区中小学与教育发达地区名校同步上课的一次完美转身。

“卫星课堂”开启教育扶贫路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

时间回到2018年12月29日,随着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大连市教育局、六盘水市教育局和大连嘉汇教育集团四方联手,签署支持六盘水教育发展合作框架协议。这意味着六盘水市第三中学孩子们的课程表上多了一项新内容——“外教卫星课”。

此举开创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支教的新模式。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说,这是在政府对政府扶贫模式外调动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参与精准扶贫、精准支教的一种新尝试。

“卫星课堂”主要源于北京王府学校“星火燎原”远程卫星教学项目。早在2013年项目启动之初,江西省井冈山中学就成为该项目的首所对接学校。随后2016年,延安的远程卫星课也正式开通。

建设卫星教室、协调师生试讲、设计课程、制订教学计划……自此,这条利用卫星助力教育扶贫的路径日渐清晰。

一块屏幕实现师生实时互动

“Hello,everyone!”“你们好吗?”伴随着屏幕上外籍教师的亲切问候,几千里外的孩子们对着大屏幕挥手、打招呼。

“身临其境!”这是井冈山、延安、六盘水的孩子们提起对那块屏幕的感受时,不约而同用到的一个词。

让孩子们印象深刻的“卫星课堂”,除了有上课常用的白板、投影仪和课桌椅外,还配备了多个摄像头和屏幕。教师和学生的每个动作、每个声响都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实时传播,双方可随时加入到课堂的提问、对话和练习中。

“外教们纯正的发音、幽默的语言,使原本枯燥的语言学习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仿佛站在孩子们面前,每周的外教课也成了孩子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井冈山中学一名教师说。

大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与常见的网络学校相比,“卫星课堂”的教学实现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的应用与展示,较好地保障了教师与学生的实时互动。基于相对较贵的建设和师资成本,“卫星课堂”目前既是东西部教育扶贫工作的信息化实践引领者,也是“互联网+教育”的重要构件。

“希望每天都有‘卫星课堂’”

井冈山中学学生李睿一最早接触“卫星课堂”时,还是在初一年级。那时,他每次上完英语课回到家总爱说个不停:今天老师讲了什么有趣的话题,与老师进行了几次英语对话,学到了哪些句型等。“以前,总认为学得已经很好了,上了外教课后才知道自己的听力水平、表达能力还很差。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总有一天能和外教老师流利地对话。”李睿一说。

“希望每天都能有‘卫星课堂’,都能上外教课。”六盘水市第三中学一名学生在第一堂“卫星课堂”体验后兴奋地说。

这正是“卫星课堂”的魅力。虽然相隔千里,但它依然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孩子们学习英语的热情。这种潜移默化来自外籍教师的授课方式——善于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动作以及充满赞赏的话语,肯定学生提问,尊重学生不同见解,赞赏学生创新。

从一开始只能听懂40%—50%,到最后能听懂80%—90%。在2018年高考中,井冈山中学参加“卫星课堂”的学生取得了英语单科最高145分、平均122分的喜人成绩;延安中学参加“卫星课堂”的学生取得了英语单科最高146分、平均137.63分的优异成绩。

其实,在最初跟班上课时,每名教师都担心孩子们跟不上外教的进度,担心他们不敢张嘴。但后来他们慢慢发现,孩子们的潜力无限。“每个孩子都应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是孩子的愿望,也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心声,更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王广发说。

杭州一小学推轻声教育:老师放下扩音器换掉高跟鞋,来源:钱江晚报

来源:钱江晚报

期末考前,走进杭州市凤凰小学,正好是中午时分,学生已经吃好中饭,正在教室里默读。

记者穿着皮鞋,走在教学区的走廊里,发出一阵不和谐的“咚咚”声,于是不得不踮着脚尖走路。

陪同的茅琼华老师呵呵一笑,“我们刚开始也这样子,路过班级门口会踮着脚走。后来,学校大多数老师不穿高跟鞋了,改穿平底鞋,这样走路就不会发出声音来。”

老师们的这个改变,跟学校两年前推行的“轻声教育”有关。两年来,学生、老师、家长都感受到了这个成效。

孩子们春游时的吵闹 连大巴司机都受不了

从2017年10月起,凤凰小学正式推出“轻声教育”,要求学生在不同场合使用相应等级音量说话的新规。

校长缪华良对钱报记者说,国民素养要具备国际水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同的场合控制说话的音量。

2016年,缪华良来到杭州凤凰小学做校长,有一件事让他感受特别深,并忍受了一年时间,后来实在忍不了了,下决心推行“轻声教育”。“学生实在是太闹了,一到放学时分,从教室到校门口,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沸腾的样子。老师在整队时,要佩戴‘小蜜蜂’(指的是讲话时用的耳麦,因为它会发出“嗡嗡”的声音)之类的扩音器,一遍遍喊口令,因为学生的嘈杂声太高,老师的分贝必须比学生的声音还要高。”

这样的场面还有很多。缪华良说,学生出去春游坐大巴车,车厢里的热闹劲,连大巴车司机都忍受不了,班主任只能让孩子们读诗、唱儿歌,把噪音变成一种有序的声音。“儿童的天性是好动,这一点我承认,但要分场合,运动场上可以尽情放纵,教学楼必须要安静,管住自己的嘴。要做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

缪华良要做“轻声教育”的想法,更早的源头要从2010年一次在美国的见闻说起。

“那天,我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门口看到,一位校长与全校700多名学生逐一击掌,一一将他们送上校车。”缪校长回忆道,那是美国肯恩大学附近的一所普通小学,孩子们击完掌坐进校车,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大家都安静地坐着。“在出国旅游时,我们被诟病比较多的就是大声喧哗,而这要从公民教育入手去改变,在不同的场合控制好说话的音量。”

凤凰小学的“轻声教育”,对不同场合有不同的音量等级设置。比如,专注倾听、就餐、集会及公共空间等,要0级音量静无声;课堂上同桌交流,或课间两人交流都要用1级音量悄悄说,尽量不让第三人听到;一个人课堂上当众发言,用3级音量平常说,让全班同学都能听到;在阶梯教室舞台上,用4级音量大声说;户外活动、集会演讲,室外运动比赛等,用5级音量放声说……

每天中午,学校要求孩子持续默读半小时,各种做操入队要求0级音量贯始终,目的就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帮助他们安静下来。

放学时等家长来接 孩子们安静地看书

“轻声教育”已经推行了快2年了,效果如何呢?

缪校长向钱报记者分享了一件让他非常感动的事情。“前几天放学后,我想看看学生们的状态,走到校门口看到的一幕,让我有些吃惊。”

只见保安室门口有十多个孩子在等家长来接,他们坐在一个个不同颜色的小箱子上。“学期末,孩子们要把自己平时放书和工具的箱子带回家。根据箱子的颜色,我可以判断他们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所有等待的孩子都很有默契地安静看书,连交头接耳都没有。”缪校长笑着说。

学校一位做了10多年的班主任对记者说,现在放学时校门两头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生整队从教室到校门口,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有序排队静静走出校门;而校门外等候的家长,一边聊天一边张望,孩子出来了大声呼喊着……

记者到达学校是中午11点30分,汽车一点点靠近校园,没有听到嘈杂的叫喊声,进入学校后,安静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

校园一楼是六年级教室。这时,孩子们正坐在座位上,埋头吃着学校提供的便当。大家将便当盖子垫在下边,桌面收拾得也非常整洁,整个用餐过程没有人交头接耳。吃完饭后,学生们陆续将便当盒放入班级门口的泡沫箱内,一个垒着一个,井然有序。放完餐盒后,许多孩子便在走廊上散步,有的趴在栏杆上说闲话,但都轻微。“我记得还没有实施音量控制前,一到课间和中午,走廊里就会有跑跑闹闹的同学,每次我都要提醒三四遍,他们才肯安静下来。”六年级大队委员沈静好告诉记者。

但是现在,沈同学在值日时,走廊上跑闹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偶尔会有同学一时兴奋大声说话,但提醒一次之后就不会再犯了。

老师拿掉扩音器 一个手势就够了

“我记得刚进学校时,为了能让孩子们听得见我讲话,我每天都要带着‘小蜜蜂’说话。”三(4)班班主任陈婷婷是一名教龄4年的老师。

刚开始带班,她接手的是四年级,对一个年轻女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组织纪律,每次学生吵闹,她都要用比他们更大的音量去制止。后来接手一年级更是如此,开学头两个月声音就哑了。

那时她不得不使用“小蜜蜂”。

不过现在,陈老师已经不再使用“小蜜蜂”了,当孩子吵闹时,她用一个手势就可以制止。“每次吃饭、出操,如果该安静时他们在吵闹,我只要默不作声地做一个‘0’的手势,他们就能心领神会。”

她对“音量等级设定”的规定非常有感触。“其实只要给孩子细化目标之后,孩子自然就有意识控制音量了,以往老师对孩子大声讲话,孩子会更大声讲话,用‘小蜜蜂’往往也会适得其反,让学生更加聒噪。”

在“音量等级设定”实施以后,校园里的女老师们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穿高跟鞋了。

钱报记者在学校里逛了一圈,碰到了几十位女老师,几乎没有穿高跟的,“穿高跟鞋在走廊上走,一定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现在校园安静下来,这个声音很刺耳,所以我通常都穿平底鞋,即使必须要穿高跟鞋,路过班级门口我也会踮着脚走。”

美国教育的真相:年级越低 及格率越低,原标题:美国教育的真相

原标题:美国教育的真相

在高中课堂上,作者的儿子和生物课老师摔跤。作者供图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作者 | 黄全愈

美国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

教育要减负,有人就说“美国的底层(穷人)才搞快乐教育”;应试教育要改革,有人就说“美国的顶层搞的是应试教育,中层才搞素质教育”。

真相如何?故事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首先,美国没有“素质教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更没有“顶层搞应试教育”的事实。

2010年某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教育局局长到我所在的高校访问。

一落座,客人直奔主题:“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

我一愣,哈哈大笑:“严格地说,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

他打断我:“您说美国没有‘素质教育’?”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

我说:“这个话题非常有趣!美国有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但不用这个名字。如果你跟美国人谈‘素质教育’,有人也能从字面去理解,但许多人不知所云。”

他给我摊开几张中文报纸:“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

我一看,乐了。这不是我以前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发的文章吗?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素质教育”。但何为“素质教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我说,关于素质教育,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还有人告诉我,关于素质教育,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

谁最先提出“素质教育”的理念?孙云晓先生曾采访教育部原总督学、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未获答案。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如何实践“素质教育”?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我也跨洋过海探索素质教育的困惑。基于20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比较,我写了本书,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找寻教育的真谛——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素质教育”。我给书取了个中国名字《素质教育在美国》。

那本书让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

当素质教育从理念衍变为概念,就既有了内涵又有了外延。

那年,很多人跟我争辩,应试教育就是好。我只好说,建议允许生两胎,一个搞应试教育,一个搞素质教育。20年后,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

次年,人们对素质教育已逐步消化,鲜有再质疑者。

其实,从美国教授到家长,都不用“素质教育”的概念,是我张冠李戴的。由“素质教育”派生的“快乐教育”,美国人也不这样说。

不说,并非没有,只是有实无名而已。实际上,从底层到顶层,无论穷富,美国遍地“快乐教育”,就连只对2%~5%的高智商孩子实施的“天赋教育”(俗称“神童”教育——作者注)也是快乐教育!

素质教育是把人的潜能、品性、特质充分发掘、发挥出来的教育,是育化和升华人的素质的教育。那么,怎样才能把人的潜能发掘、发挥出来呢?快乐教育可以,吃苦教育也可以,生存教育、天赋教育都可以。所以,搞素质教育可以很艰苦,也可以很快乐。

美国幼儿园的孩子,不在乎“1+1=?”,他们整天都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探索精神、创造性、独立性、情绪控制、社交能力、团队精神等。你说这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

当然,因孩子成长周期的缘故,越是低幼,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任务越小。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核心素质不断增强,通过进取和奋斗去获取成功的快乐会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成长规律,而不是阶层使然。

说“美国的顶层搞应试教育”,是一些亚裔家长的一厢情愿,或者是那些连何为“应试教育”都不清楚者想去误导他人。

哈佛大学招办主任马林·麦格拉斯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俗称“美国高考”)满分者的申请。如2015年,哈佛本科的录取率仅5%,“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学生中将有4名被拒绝(此比例的逻辑推断有瑕疵——作者注)。这也说明了其实成绩并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它只能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她想表达的是:哈佛每年都拒绝应试教育的佼佼者。

再举个例子,1996年全美有545个SAT满分者。其中365人申请哈佛,但165个被拒之门外,拒收率竟达45%。招2000名新生,容不下这165人。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只有干巴巴的考分,没有活生生的综合素质。

2018年,以获最多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为首的约1000所大学,不再要求SAT或ACT考分……

凡此种种,是“顶层搞应试教育”的画风吗?答案不言自明。

快乐教育的不快乐

儿子小的时候,我嫌美国小学教育太儿戏,整天乐呵呵傻玩,就买了整整一套、每本都地砖般大小的数学课本。

课本编得非常简单明了,我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自己做作业,自己检查。前面太简单,就跳着学。结果,上2年级时,他就自学到了8年级(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作者注)的数学。把包括教授们的孩子在内的同班同学,甩了七八十条街(10年后尝到苦果,那是后话——作者注)。

可想而知,当时儿子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有多无聊。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在课堂上捣乱。老师问“3+5=?”,儿子说“3+5=24÷3”。全班孩子蒙圈,老师更蒙圈。孩子是对的,但说他对,美国孩子不干了:这中国造的“人脑计算器(human calculator)”到底说啥?

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快乐教育和减负会摧毁基础教育!果真如此吗?

故事暂此打住。

这是S·B·里姆博士整理的“Iowa基本技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

表里的数据显示,除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级的72分外,所有数据均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好”。换言之,随着年龄增长,学习难度加大,孩子成绩越好。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弱,程度也越浅,所以,成绩会越好;反之,年级越高,学习强度越大,程度越深,于是,成绩随之降低。计算3+5=8,小学生得个100分,很容易;但到了高中,微积分要得100分就难了。这是学习和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常识和规律。

这个“常识和规律”,怎么在美国孩子中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整个俄亥俄州从4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高中四年级——作者注)的学生各科统考的及格率: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及格率越高。

这个违背常识的现象是否仅限于某一州?我一路穷追,不断证实了我的发现:这不是某一州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就像上面那份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的统考成绩表所显示,美国孩子起跑落后,终点领先。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孩子,越是在低年级,越能领先美国孩子,年级越高差距越小。到了高中,他们与美国优秀的孩子相比,已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差距了。

我的儿子很自以为是,美国“高考”SAT-II的数学几近满分。但有一天,他感叹道:“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聪明,而是我们比他们学得早、学得多……”

有人说我这个发现是伪命题。其实,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出在“快乐学习”中。

快乐学习不是伪命题

德国《基本法》(宪法)的第七条第六款,明确禁止给学龄前儿童教授学科知识。美国宪法虽没类似条文,但美国文化也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所谓“学龄前”,就是上“学”去学习学科知识之“前”。

美国4岁的孩子基本不懂也不学“1+1=?”甚至也不系统地学绘画。

比如,这个美国幼儿园为4岁儿童设计的教案:

主题——(色彩实验室的)科学戏剧。

形式——在实验室里,孩子们扮演“科学家”去创造新颜色。

目的——通过对色彩的理解,学习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的(科学)实验方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孩子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创造的颜色,就找近似的彩色蜡笔“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

我问幼儿园老师:找不到近似的彩色蜡笔去“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怎么办?

老师哈哈大笑:找得到,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找不到,正好让孩子理解,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美国文化不但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而且也不提倡孩子过早进入竞争状态。

他们五六岁就开始“玩”足球。所谓“玩”不是在后院自个踢野球,而是请教练、搞训练、打比赛。

社区每年都根据孩子的年龄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教练大多由父母兼任,没几个真会踢球。有时,球滚到我的脚边,我顺便“高俅”一两下,技惊四座。于是,人们纷纷怂恿我当教练,我总是推辞,因为美国人只让孩子在踢球中玩乐,根本不在乎输赢。

后来,因教练短缺,可能影响到儿子踢球,才不得不当了一回助理教练。孩子们总是嬉戏打闹,不认真训练。某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秀了一脚“倒挂金钩”,人人(包括主教练)目瞪口呆,我趁机来一通“要赢球”的演讲。主教练顺势“让贤”,去给孩子们送喝的、递吃的……

我“夺”权后,按孩子们的特点,确定位置,各司其职。两个最差的队员,只有在我们赢3个球以上时,才让他们上场踢“前锋”——远离自家球门,爱干啥干啥。

于是,我们所向披靡,大家都认为准拿赛季冠军。但是后来,我到德国出差,主教练“复辟”,搞快乐足球,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

“不输在起跑线”的蛊惑已有些声名狼藉,为了反对减负,又出现似是而非的“警句”:“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现在不吃苦,将来准吃苦”。总之,就是想用“吃苦教育”来代替“快乐教育”。

毋庸置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适当地、适时地实施吃苦教育非常必要。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形式、内容、目的得当,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诸如意志力、同理心、同情心等,大有裨益。然而,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反对教学中的“快乐教育”,就文不对题了。

实施“吃苦教育”,必须注意至少三个问题:

一、吃苦之目的。如仅仅是冲着考分去强化吃苦,诸如“要成功,先发疯”等,其弊端已见诸报端,在此不赘述。

第二、吃苦的内容。让孩子在学科知识上“不输在起跑线”而加压、加量,迫使孩子早学、多学,有害无利。

第三、吃苦的时机。即使目的、内容、形式皆正确,但若时机不当,也会适得其反。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思维和行为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2~7岁孩子的大脑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缺乏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如,教孩子12+7=19,他可能可以理解,但孩子很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7=12。因为孩子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他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集中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整体。

在这个阶段,把一大堆孩子大脑根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进孩子的大脑。结果会怎样?在“前运算阶段”就没少吃“运算阶段”,甚至“形式运算阶段”的“苦”,这不但会引起孩子思维发展滞后,还会引起各种心理问题。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见证儿子的经历——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国孩子数十条街,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学奖(Fields Medal),美国斩获27枚,中国尚无收获?

过早浸泡题海,“苦”没少吃,但终点效果不彰。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想进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但得参加淘汰率很高的“淘汰竞争”的过滤。

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烈日当空,他与200多人参加了“淘汰竞争”。开始是两圈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

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第二轮又开始了: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有孩子跑得晕倒、抽筋、呕吐。

后来,儿子参加了球队,进球第二多。但第二年要进球队,还得通过“淘汰竞争”。说是历史已成过去,竞争要从零开始。

大概儿子心里想,去年进8个球,队里还能少了自己?“淘汰竞争”走过场罢了,因而没认真准备。结果,这个进球第二多的队员,跑着跑着倒在地上……他被残酷地淘汰了。

一个嘻嘻哈哈,一个生死相搏。非常发人深思。

有人说,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4”:每天只睡4小时,喝4大杯苦咖啡,为的是获得4.0的平均分。从北大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也普遍感觉极艰苦。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渔啊,它还是那个“渔”

出现“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反常现象”,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人们认为:孩子还小,在心理、生理、情感上,尚未具备应对激烈竞争的条件。因此,竞争会毁掉孩子的平常心,使孩子生活在压力、抑郁中,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于是,在小学阶段,美国孩子信马由缰,悠哉悠哉,只在乎成长,不在乎胜负——基本无像样的家庭作业、无班级排名、无成绩排队。甚至初中也还是过渡阶段,待核心素质逐渐强大后,美国的高中生才开始奋发,拼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

这就是优秀的美国高中生与中国孩子差距弥合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得到我们老祖宗那里去找。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在网上,古谚后面,往往附一小故事:某日,一小孩在河边见一老翁垂钓,鱼已满箩。老翁将鱼给小孩。小孩不要,对老翁说:“把您的鱼竿给我吧!”

这个故事本想赞扬小孩聪明。但一个不小心,这个“给”字就泄露了思维的差异。

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 (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但抓准了一个“教”字。

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以鱼”说的是“给”;“以渔”无法“给”,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教”、去培养。

比如,科学课中关于气象单元的教学,可以有三种设计。

其一,老师循规蹈矩地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几个课时,就把所有知识点,像“鱼”一样,快速、有效地给到学生手上。

其二,老师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然后,带学生到气象站,把“鱼竿儿”给学生——让他们用各种仪器去预报天气。

其三,“研究气象谚语”是美国某小学四年级别出心裁的教学设计。孩子们耗时14周,去证实或证伪某些民间气象谚语。

显然,第三种教学方式下,孩子还在“如鱼得水”般不亦乐乎时,早被前面两条“鱼”甩了一个江湖。

但慢工出细活。首先,他们得学习研究气象谚语所需的气象知识。其次,要掌握测量和预报天气的工具和仪器。再次,还得去采访附近的居民、农民、气象员,收集民间气象谚语及其看法,并利用所学的现代气象学知识,去证实或证伪这些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气象谚语的正确性。最后,组成正方和反方辩论,再把证实或证伪的气象谚语做成书面报告在学校的“科学集会”上展示。

假如头两三个星期,进行书面考试,甚至操作仪器去预报天气,从老师手上得到了许多“鱼”的学生,会得心应手地烤、煎、炸、焖……而那些还在“江湖”里“浑水摸鱼”的孩子,可能连鱼鳞都没摸到。然而,到了第十四周,从老师手上得到的“鱼”,可能已红烧得差不多了,但“江湖”里却已有人“渔”得浪里“百”条了。

因为这种“玩法”不停留在让孩子掌握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上;也不满足于让孩子知道用什么仪器去预报天气——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仅是人们已知的东西。而这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虽然,我们早已有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可惜,那只对“以鱼”而言。老师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时因材施教。其实,因材施教更应该对“以渔”而言。这个研究民间谚语的教学设计,是对“以渔”的因材施教,从而使“以渔”和因材施教相得益彰,甚至浑然一体,获得质变的升华。

把“科技”看作名词,我们理所当然地教学生课本知识;但喜欢“以渔”的老师,在教学设计中把“科技”看作动词。于是,学生们就去实践、体验、实验、思索、探究。

“以鱼”强调“学会”已知世界的知识;“以渔”以“会学”为手段去探索未知世界。

“鱼”苦,“渔”乐也。

“游戏”一回战争

哲学家杜威说:“我们的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网游,让家长望而生畏。我儿子刚上初二时,接触到MUDS这种网络游戏。初中是“童年的天堂”和“青年的战场”的过渡桥梁。美国初中只有两年,初二也就是桥梁的末端。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天堂”的“尾巴”——“战场”的“序幕”,孩子是怎样快乐地“游戏战争”的。

历史课老师亨利克布置了一个美国国内战争的课题研究。儿子选“安提顿战役”。根据要求,一是提交论文;二是在班上作汇报;三是制作一个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实物。

早期的MUDS是通过文字描述,输入命令来进行全球网游的。开始孩子只是玩,后来解剖了几个程序,发现编程的秘密。于是,他决定设计一个“安提顿战役”的MUD。

这个网游计划很疯狂。首先,他要把史实研究透;其次,设计战役的场景和人物;第三,给这些历史信息编个性化的程序——把自己的构思写成一款网游。孩子很努力,自学C语言、JAVA。在提交作业的期限前,终于完成了程序测试。

“安提顿战役”的网游采用“穿越历史”的方式,电脑首先出现中学校门,然后是同学们走进教室。游戏里的亨利克老师,简要地介绍历史背景并说:“如果你们想看一看历史的真相,请拿上这把钥匙,打开这扇历史的大门,走进历史去作一个采访吧。”

同学们踊跃地要求当采访者。他们操作电脑,让自己走进南军司令部去采访南军司令。司令滔滔不绝地介绍南军的战略战术。到了南军前线,还可看到详细的兵力部署。在北军方面,同学们除了会见司令,还跟一位大个子士兵交谈。大个子告诉这位同学,他怎样搞到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报……

整个游戏把“安提顿战役”从大背景到细节,都演绎了一遍。儿子把亨利克先生和班里的同学都“编”进了游戏。大家看到自己出现在历史的游戏中,欢声笑语一阵高过一阵。

在编程时,儿子还不忘搞笑,比如,让历史老师穿戴搭配错误的领带和衬衣,手里还拿着网球拍。看到电脑中自己的滑稽像,老师开怀大笑。课题研究因标新立异得了130分(满分100分)。

后来,孩子曾一度野心勃勃地想把《三国演义》搬上MUD。

上了高一,某天晚饭后,儿子一边关门一边说:“今晚,要参加一个会议。”

原来,他已被一家MUD网站聘为“执行总监”,会议是讨论建立新的MUD网站。

网站的主人,应该也是个孩子,想找几个既会玩MUD,又会编程的人,组成网游创作组,编最新一代的MUD。

我问儿子:“他付你工资吗?”

儿子看看我,笑着说:“老爸,这是做来好玩的,高兴就做;不好玩,就走人。没人要工资。我们的最高原则是好玩!”

儿子长大后,在曼哈顿当诉讼律师。在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繁忙的律师工作之余,儿子在编写一个网游。我相信他会成功。因为这是他喜爱的“玩具”。

这是一个爱玩网游的孩子的故事。只要得当,网络对孩子的教育可以功大于过。

读高中后,我们对儿子实行“目标管理”。让孩子知道网络是工具,是让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的工具;也是社会化的途径,而不是脱离现实的迷宫。人是网络的主人,不是网络的奴才。

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认为孩子是起点,也是归宿。

杜威说:“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

“玩”的“程序”被天然地写进了孩子的发育“基因”里,没有了玩,孩子就失去了活力,甚至生命力。“玩”对于孩子的成长,就像生长维生素。孩子的好奇探索、想象思维、自我意识、自尊自信、道德习惯、个性特征等都是在和同龄人的玩耍中启蒙和完善的。

学校减负,不是为了让孩子到培训班加负。减了负,孩子咋办?当然是玩!

玩是孩子的生命,没有玩,孩子也就不是孩子了。

减负是教育措施,减负也应该成为一种教育,叫“减负教育”。我们都要学一学,减负的教育理念,减负的教学方法,减负的课程设计……从孩子减负获得的快乐中,寻找和发现儿童教育的途经和规律。

来源:中国青年报

将学习教育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这次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其中学习教育是根本,放在首位。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对标中央要求开展学习教育,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推动主题教育开好头、起好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才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现在,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源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在理论学习上同党中央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没有做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性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就是要推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理论武装,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就要聚焦主题开展学习,原原本本学。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是搞好这次主题教育的基础。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贯穿全过程,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自觉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自学为主,静下心、坐下来,通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地区本领域提出的工作目标、理念、原则、思路、举措,为进一步找差距、抓落实打好基础。

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就要加强集中学习研讨,学有所获。各级领导班子要集中安排一周时间,采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形式,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等列出若干专题,进行研讨交流。要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学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感染力,不断提升素质和能力。

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学习研讨同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起来,同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注重运用各领域攻坚克难的典型案例开展学习,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党员干部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学然后知不足”。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来,就能推动主题教育目标任务的实现,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开展主题教育的方法步骤是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式开展起来了。关于主题教育,你了解多少?知道该怎么学、怎么做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联合喜马拉雅推出系列音频课,带你先学一步、学深一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式开展起来了。关于主题教育,你了解多少?知道该怎么学、怎么做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联合喜马拉雅推出系列音频课,带你先学一步、学深一点。

开展主题教育的方法步骤是什么?

党中央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方法步骤作出了明确规定,就是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努力取得最好成效。

在学习教育上,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自觉对表对标,增强学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感染力。

在调查研究上,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在检视问题上,要教育党员干部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检视反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切实把问题解决好。

在整改落实上,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有针对性地列出需要整治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理。专项整治情况要以适当方式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通报,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查处。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这四项重点措施,贯通整个主题教育,同步推进,不分先后和时间段。学习要贯穿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学、往心里学、往实里学,还要结合中央精神,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沉下去了解实际情况,找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办法;同时,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结合学习同步查找整改问题,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对照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立查立改、即查即改,一条条检视问题,实事求是剖析反思,逐项整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琰 整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国开行:努力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最好成效,来源:金融时报

来源:金融时报

6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精神,研究国开行贯彻落实措施。国开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欢主持会议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行长郑之杰,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先平出席会议。

赵欢表示,主题教育正式启动以来,国开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总要求和具体目标,坚持政治和业务的高度统一和全面统筹,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实现了主题教育良好开局。

赵欢强调,国开行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统筹推进,发扬优良作风,努力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最好成效。

一是牢牢把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牢牢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主题。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主题教育的各方面,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共产党员初心,坚守开发性金融“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办行宗旨,坚守国开行定位,焕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力推动主题教育与服务国家战略重点领域、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深度融合,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二是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四个贯穿”。总行党委要作表率,坚持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这四项重点措施一体实施、整体推进。要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善于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破解难题的答案和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动到问题多、情况复杂、矛盾突出、条件艰苦的地方调研,奔着问题去、带着成果回,真正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要认真查深查实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按照“六个对照”要求,做到“三个摆进去”,认真“照照镜”“画画像”,把问题找准找深找实。要扎实抓好整改落实,把解决问题作为讲政治的重要检验,坚持新老问题一起改,在“质量”和“实效”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要坚持“全行一盘棋”“上下一起抓”,国开行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各职能部门、各巡回指导组要发挥工作合力,强化统筹调度、督促指导、信息共享、宣传引导,做到突出重点不放松、抓住关键不撒手、聚焦问题不散光,把从严从实要求贯穿始终,保证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要增强督促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讲原则、讲规则,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的放矢,增强工作成效。要发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注重实际、注重实干、注重实效的导向,以好的作风做好督促指导工作,为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提供保障。